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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融资风险爆发还有多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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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卓尚进陕西榆林市神木县的民间融资风险在不经意间就爆发了,这与鄂尔多斯、温州等地的民间融资风险爆发过程是相似的。其风险积聚在人们的预期之中,但是爆发的时刻又各有不同;其风险爆发带来的恶果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引发其风险爆发的原因又各有不同。

在温州、鄂尔多斯、神木等地民间融资风险爆发之后,我们关心的是民间融资风险爆发还有多少“版本”?我们应该如何防范一城一地的民间融资风险演变成区域的甚至是系统性金融风险?

此次神木民间融资热潮迅速退潮、风险隐患爆发,起因是当地及行业的煤炭价格持续下跌,引发作为当地经济支柱产业的煤炭产业急剧萎缩,大部分煤炭企业停产关闭,投向煤炭企业的民间融资链条断裂,当地金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2011年,鄂尔多斯民间融资风险爆发,主要是因为民间资金持有者从煤炭开采获得“第一桶金”之后,大量投向房地产开发,在国家及地方房地产从严调控政策影响下,当地房地产严重过剩、销售步入“冰封期”,使得民间资金链断裂,引发风险。

2009年至2010年,温州民间融资风险爆发,主要是因为受累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地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急剧收缩,导致众多中小企业主“跑路潮”和民间资金链断裂。

全国还有其他地方,也先后出现了民间融资风险程度不同的爆发案例。

纵观全国各地民间融资风险爆发的原因,虽然各地的诱发因素各有不同,但是其根本上的原因是相同的,这就是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存在畸形化,要么是煤炭等资源产业呈现超高速发展和严重的产能过剩,要么是房地产业过度发展而积聚了严重的“泡沫”,要么是过度依赖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这就是说,各地的经济结构大都处于高投入、高耗能、产能过剩的落后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和出口贸易拉动的传统发展方式。其实,这就是当前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和旧有发展方式及引发各种金融风险的“典型体现”。

因此,如果我们不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不迅速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目前已经爆发的一些民间融资风险绝不是仅有的“案例”,其他“版本”的民间融资风险爆发恐难以避免。

神木和鄂尔多斯等地民间融资风险的积聚和爆发,并不是一夜间发生的,在这类资源性城市或区域,由于先期富有资源的开采而积累了大量的民间资金,但是由于政府引导民间资金参与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不力,更由于可供民间资金或资本投资的渠道太少,它们只能“短视”地再次大量地投入到资源开采和价格反复上涨的房地产行业。如此终致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包括房地产供给)更加过剩,当经济增长下滑、资源价格及房价下跌时,大幅下滑的投资收益或投资亏损无法支付民间借贷的高息成本,民间融资链条即刻断裂,风险骤然间爆发。

这从反面警醒我们,对于由于资源开采等形成规模的民间资金和资本,要及时引导和促进它们参与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多开辟投资渠道和多提供投资产品,并给予其政策优惠和支持。对于当前房地产价格反复上涨、泡沫积聚越来越大的情况,还需要采取更多市场化调控政策措施,综合治理,尽快扭转这一趋势,改变人们的预期;对于股票市场萎靡不振、价格反复下跌的现状,要多方协调综合治理,增强投资者信心,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使资本市场成为吸引民间融资投资参与创业发展、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创造财富的场所。

从温州等地民间融资风险爆发的情况来看,与当前民间资金或资本的出路太少有密切的关系。一部分民营企业主在通过实业创造财富之后,客观上存在民间资金资本化和投资参股金融机构的需要,而我们的金融监管政策在这方面还不能满足其需要,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去年,监管部门给予温州有关政策,允许小贷公司升格为村镇银行、甚至有条件放行民营企业投资参股商业银行的政策,但是至今尚没有完成的案例。在当前中央和国务院反复强调通过改革释放红利的导向下,业内人士期待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引导和规范民间资金或资本阳光化,使之能够在投资参股各类金融机构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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