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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兼业化的分工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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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聚合: 金融
(一)农户兼业化是个体层面的专业化与家庭层面的专业多样化的统一,有利于扩大农民个体的土地经营规模。 [2] 
假如一个农户有3个劳动力承包10亩土地,但实际上只需要2个劳动力就可以把这10亩土地经营好,那么,有1个劳动力是多余的。如果这多余的1个劳动力不外去兼业,平均每个人经营的土地是3.333亩;如果有1个劳动力外去兼业,农业劳动力就是2个,实际经营的人均土地就是5亩。因此,农户兼业化在家庭承包土地一定的前提下扩大了家庭成员中继续从事农业者的土地经营规模,提高了农业经营者的专业化程度,使其劳动力资源在农业中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家庭层面来看,农户从事的专业就不仅仅有农业,也包括非农业,专业多样化程度得到发展。所以,农户兼业化是一定土地规模约束下家庭内的分工组织形式,是家庭成员个体的专业化与家庭整体的专业多样化的统一,使农户既获得了个人专业化经济,又获得了专业多样化经济。
依据上述认识及理论界关于农户规模经济的实证研究,对强调兼业化不利于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观点需要认真反思。实际上,农户规模经济论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而且立足规模经济将会导致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政策指导。
根据普罗斯特曼等人(1996)提供的研究材料显示:①世界银行对肯尼亚小农场和大农场的对比研究结果是,0.5公顷以下的农场每公顷单产是8公顷以上农场的19倍,前者的每公顷劳动力用量是后者的30倍。从全国来看,这意味着农场规模减少10%,产量增加7%,劳动力用量也增加8%。②在巴西,规模不到1公顷的农场每公顷收入比规模在1∽10公顷的农场高出几乎2倍,比规模在200∽2000公顷的农场则高出30倍。③在印度,规模在2公顷以下的农场每公顷收入比规模在10公顷以上的农场高出1倍多。④科尼亚对15个发展中国家不同规模农场中各种投入、土地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表明,农场规模与农业投入和单产呈反比。⑤普罗斯特曼和里丁格使用117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每公顷谷物产量最高的14个国家中有11个是小规模农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国内学者如任治君(1995)对农业的规模经济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也是规模经济不显著,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呈反比。罗必良(2000)系统地从农业的产业性质、资产专用性、组织管理费用、市场交易特征、垄断利润阐述了农业缺乏规模经济的原因。所以,立足于规模经济来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得不到实证分析的支持。
如果立足于农户的规模经济而扩大农户经营土地规模,会导致什么后果呢?为了让一部分农户获得规模经济,那么,另一部分农户就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被迫离开土地去寻找非农就业机会。然而,寻找非农就业机会是一个自发的搜寻过程,谁能保证家庭全体成员离开土地都能找到就业机会呢?如果他们找不到非农就业机会,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不低于放弃土地之前所达到的生活保障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在他们还没有找到非农就业机会时放弃土地将承担巨大的风险,也将带来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
如果立足于个人专业化经济来看待土地经营规模问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超边际经济学看来,规模既是专业化发展的条件,更是专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结果。生产规模问题包含在个人专业化经济之中,只是个人专业化经济的量的方面。如果立足于个人专业化经济,家庭中多余的劳动力将会主动寻找非农就业机会,扩大家庭中其他务农成员的土地经营规模,使之获得个人专业化经济,同时又使整个家庭获得专业多样化经济;即使多余劳动力在非农就业的自发搜寻过程中失败了,农户的原有土地规模没有减少,他还可以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立足点不同将导致截然不同的政策结果,在农户土地经营上不能过分迷念于家庭规模经济。
(二)农户兼业化引致生产迂回化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科学技术推广,提高劳动生产率。
科学技术的推广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强制性推广,这往往是在农民还没有意识到某项科学技术的潜在利益或对科学技术的潜在利益还存在怀疑的时候,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方式。二是诱致性推广,这是农民认识到并努力获得某种科学技术的潜在利益而主动采用该科学技术的推广方式。笔者认为,兼业化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诱致性推广,它源于生产迂回化经济的好处。
根据调查分析,农户中从事兼业化的劳动力青年人比老年人多,男人比女人多,文化高的人比文化低的人多,这源于他们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当农业生产更多地由老年人和妇女来完成的时候,产生了对适应性农业机械的更大需求,而兼业劳动者相对较高的收入,又为这种农业资本的积累或服务提供收入来源。由老年人和妇女来完成农业生产不一定会影响我国的农业总产量,因为他们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更大需求。即使承认老年人和妇女劳动力增加使务农劳动者素质降低,农业总产量也会由于科学技术的使用而得到弥补,这就是生产迂回化经济效果。这一点可以从李实的有关研究中得到证实。李实(1999)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居民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分别对外出劳动力户和非外出劳动力户的收入函数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同样是非外出劳动力,他们在外出劳动力户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要高于他们在非外出劳动力户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这一发现说明,外出劳动力不仅能够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而且他们的转移或兼业对还会对家庭中其他继续务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率提高产生积极影响。这显然可以从生产迂回化经济和(或)个人专业化经济方面来得以说明。速水佑次郎等(2003)认为减轻劳动强度技术的开发使没有青壮年劳动力的农户也能持续经营农业,使一些农户兼业化的寿命得到延续从而制约农户土地规模的扩大。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正是兼业化的发展使更多老年人和妇女投入农业劳动之中,产生了对减轻劳动强度技术的强烈需求,从而促进了与之适应的农业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再加上家庭经营及狭小地形地貌的影响,这才使日本小型农业机械得到发展。近年来,在我国农村,中小型农业机械和摩托车也正是在中老年和妇女劳动力增加的背景下得到不断推广的。由于兼业化增加了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实际上深化了农户和科技服务之间的社会分工,促进了科学技术等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三)如果从分工角度理解组织化,农户兼业化催化了农民组织化的演进。
从分工角度来看,组织化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与制度来协调分工从而使社会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农民组织化在本质上是农民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过程,是对自给自足的否定和超越。从此意义来讲,组织化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的发展:
一是组织的团队化,例如企业、农会、协会等科层组织形式的发展;
二是组织的市场化,例如农民之间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建立起来的买卖关系。农户兼业化从团队化和市场化两个方面催化了农民组织化的演进。一方面,兼业化的发展导致在家劳动力减少,使在家务农者对社区的依赖性更大,进而产生对社区组织的需要,有利于催生社区性农业经营组织和中介组织的形成,这是组织的团队化发展。另一方面,兼业化使在家务农者需要使用更多的资本和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然而,生产要素在农户之间的分布不平衡。
同时,也不需要每家每户都有一台收割机,从而加速了农民之间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每年收割机大规模跨区域耕作就是典型事例,这是组织的市场化发展。如果说过去农民之间的市场交换主要是交换最终产品以满足消费需要,那么,要素市场的发展,则是为了解决生产问题,提高了要素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所以,笔者认为兼业化不仅不会加剧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相反,它有利于协调小生产与大市场关系的组织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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